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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的地方，就有竞争，但掺杂着阴谋、诽谤、谣言乃至绑架、打砸等黑社会手段的恶性竞争，似乎在法制尚不完善的新兴市场上更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最近上演的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无间道式竞争，正是一例。
作为占据工程机械市场大半江山的两大巨头，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一直矛盾重重，从并购门、行贿门到间谍门、绑架门，二者或暗或明争斗不断。2012年11月，三一总部北迁北京昌平及一则相关报道，将其矛盾推向了高潮。
双方交火升级，不仅折射了行业趋淡背景下的白热化竞争，更与二者竞争格局的变化不无关系。由于中联重科于行业巅峰的2010年完成A股增发及H股IPO，得以挟融资180亿元之势“弯道超车”，可望将三一重工拉下坐了多年的混凝土机械头把交椅。而三一重工则因H股IPO流产，面临资金压力。在三一看来，正是中联方面以“行贿门”狙击了自己的H股IPO进程。
无规则的贴身肉搏，消耗着两家企业的精力，也牵绊进越来越多的政府与社会资源。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鲜见，尤其是一些两大巨头捉对厮杀的行业，表现更为明显。由于中国不少地区已形成产业聚落，同城的巨头更是死敌。无论是2008、2009年农夫山泉与康师傅互指对方水质问题的相煎太急，2010年蒙牛业务经理安勇攻击伊利“QQ星儿童奶”深海鱼油造假严重的商业诽谤案，还是2012年方便食品商统一与康师傅将“老坛酸菜面”的战火延伸到反日浪潮中、相互暗揭日资背景，无不暴露出中国式商战的乱象。即使新兴的IT行业也不例外，远者有马云与周鸿祎在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时的对掐，近者有最终由工信部出面调停的360与腾讯桌面大战，以及京东商城CEO刘强东与当当网CEO李国庆的口水仗。相比这类阴招迭出的狗血商战，国美与苏宁之间的价格战虽然层次不高，却似乎仍在规范之内。
事实上，双头垄断（Duopoly）是商界常见格局，海外很多市场都由双寡头统治。比如，大型喷气式客机市场的波音和空客，软饮料市场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智能手机领域的三星与苹果，微处理器市场的英特尔与AMD，管理软件市场的SAP和Oracle。它们之间固然也少不了明争暗斗，但总体而言，由于背靠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程度更高的商业文明，其竞争更多聚焦于价格与服务之争，技术与产品创新之争，营销手法与商业模式之争，而非以商业阴谋取胜。
中国式双头竞争之惨烈现状，往往还缘于企业扩张方式、市场产品上的类同。因此，双头竞争的更高层次在于竞合，即通过双方合作与差异化定位，扩大商业机会，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
从根本上看，层出不穷的无序竞争，最终会提高所有人的营商成本，影响中国整体的商业环境。如何早日脱离这种非常规手段的竞争，践行崭新的商业文明，不仅值得三一、中联的当家人梁稳根与詹纯新反省，也值得所有中国商界人士深思。
2012年，梁稳根继2005年之后再次当选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这或象征着官方对其一年度表现的肯定。
2012年12月12日，三一重工（600031）大当家梁稳根继2005年之后再次当选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这或象征着官方对其2012年度表现的肯定。
而在民间舆论层面，梁及其治下的三一重工，这一年却是遭遇争议不断：“并购路条”之争、裁员风波、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梁稳根入选中央委员之猜测及其“生命及财产皆可献给党”之言论、商业间谍事件、三一“迁都”……
分外引人注目的是，围绕着三一重工的相关争议事件，多数皆与其对手中联重科（000157.SZ，01157.HK）有关。2012年11月21日，梁稳根在内部早餐会上突然宣布了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决定，长沙基地将仅保留泵送事业部。就在外界纷纷猜测其“迁都”原因之时，11月29日，有媒体刊发《三一恨别长沙 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一文，梁稳根将北迁原因直指中联重科，这对同城冤家的矛盾被推向了高潮。
“间谍、绑架、阴谋、诽谤、300亿元融资告吹……是什么样的作恶力量，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被逼出走长沙？”该文的引语可谓将三一的悲情烘托到了极致，但事实真相果真如此么？真相总是隐藏在细节中，细细梳理这对同城对手的多次过招，呈现出来的是双方相互间的无规则肉搏，而三一重工在竞争中“剑走偏锋”的打法更是跃然于纸面。
同城暗战
从成立时间看，三一重工始创于1989年，中联重科前身则于1992年以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600984，股吧）研究院子公司的形式设立。同城，同行，竞争自两大巨头成长之时即已展开，其近年暴露于公众视野的交手，至今也有多个回合。
第一回合：并购大交锋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矛盾的首次升级，当属2008年并购意大利CIFA公司的争夺战。在争夺中败北的三一重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认为中联重科拿下CIFA的过程不是那么光彩。
CIFA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公司，且是全球第一台混凝土泵车的发明者。CIFA的市场主要分布于欧洲：在意大利，CIFA的混凝土泵车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在其他欧洲国家，也超过15%。2008年，因过度依赖欧洲市场，而欧洲基建投资多年来处于缓慢下滑趋势中，外加金融危机影响，CIFA公司开始出现亏损，其控制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Magenta和另两家私募基金决意将公司出售。
对于这个并购标的，三一重工及中联重科都志在必得。回顾两家当时的收入结构，混凝土机械是三一重工最大的业务板块，占据总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联重科的混凝土机械是其第二大业务板块，收入占比达到35%（图1）。对于两家公司而言，混凝土机械业务皆可谓举足轻重。从当时的绝对数额来看，三一重工的混凝土机械年销售额为60余亿元，中联重科则为40余亿元。
业者皆知，CIFA拥有世界领先的混凝土机械技术储备，因而，三一重工期望通过收购CIFA（进而获得技术）来扩大其在本土混凝土机械领域的领先优势，而中联重科则谋求通过收购来追赶三一重工。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两家互不相让、相互竞价。意大利卖家虽然觉得两家的行为有些不可思议，但也乐于看到自己的资产价格不断被抬高。但蹊跷的是，三一重工在完成第一轮竞购报价之后，突然宣布退出竞购。中联重科最终得以联合弘毅投资等一致行动人，以5.11亿欧元的总代价拿下CIFA公司100%股权。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当时对外表示：“公司在前期确实是参与了投标，最后由于其他的原因才宣布退出，至于其中的原由，也不方便透露。”三一重工退出竞购CIFA的谜底，直到4年之后才由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向记者道出：“（湖南省）发改委给了我们一个态度，这次就把机会让给中联重科，如再有并购机会，三一优先。”而大股东是湖南省国资委的中联重科，则从未对外承认政府偏袒了自己，其自认之所以能拿下CIFA，完全是凭自身的实力。
一位当年协助三一重工参与竞购CIFA的律师向《新财富》记者表示：“可能都谈不上交锋，开始没多久（三一）就被掐死了。境外投资项目境内有很多审批的，地方企业的审批权都在政府各部门，我只知道当时政府明确表态让三一让给中联，然后三一就不做了，也没法做了。”
完成对CIFA公司的收购之后，中联重科在混凝土机械业务上逐步拉近了与三一重工的距离，到2012年上半年，二者市场份额几乎持平；受益于CIFA公司的专利技术支持，中联重科该业务的毛利率与三一重工的差距也逐步缩小（图2）。
在混凝土机械这个细分行业，三一重工及中联重科占据了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形成寡头垄断格局，而步步紧逼的中联重科几乎要将三一重工从头把交椅上拉下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底，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德国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传出出售的消息时，长沙这对同城对手再次展开了争夺战。
2011年12月，普茨迈斯特全球CEO诺伯特-肖毅（Norbert Scheuch），携同其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人员前来中国考察潜在买家，其中就包括三一与中联。令人惊诧的是，从诺伯特-肖毅到长沙拜访梁稳根算起，至双方在德国签约为止，历时仅33天，这场“闪购”行动将中联重科打了个措手不及。
同样志在必得却失之交臂的中联重科，于是抛出了“路条”之说，指责三一重工并未按照规定事先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收购有效性成疑。
关于“路条”的背景是，2009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纸《关于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外资［2009］1479号），要求有关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对外签署约束性协议、提出约束性报价及向对方国家（地区）政府审查部门提出申请之前，境外竞标项目在对外正式投标之前，应向国家发改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并抄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按此规定，企业要进行海外并购，必须先拿到国家发改委放行的“路条”。
就在中联重科按部就班于国家发改委进行收购普茨迈斯特的信息备案时，传出三一重工已经与德国方面签署协议的消息。对于是否一定要先获得发改委的“路条”方能签署海外收购协议，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这不一定，主要是企业需进行信息报告，让主管部门知晓。”
三一重工之所以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或是因为深怕中联重科再次借助自己“政府亲儿子”的身份优势，在并购争夺中将其挤出局。
第二回合：“行贿门”狙击三一H股融资
得益于2008年底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务院所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的基建热潮此后几年迅猛升温，包括三一、中联在内的机械企业无疑是其中的重大受益者，其业务量及销售额也是一路高歌猛进。
在行业一片向好的背景下，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于2010-2011年先后启动了融资计划。2010年3月，中联重科在A股通过定向增发募集55亿元资金；同年7月，中联重科又启动H股IPO融资计划，并于当年12月完成，募得近150亿港元资金（含超额配售）。中联重科两次融资合计募得资金折合人民币约180亿元，其现金储备得到极大充实，在资金层面对三一重工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
2011年，三一重工随之启动H股IPO程序，计划融资300亿港元。但在其上市事宜即将于港交所聆讯的2011年4月19日，天涯、百度贴吧等各大论坛爆出三一重工涉嫌商业贿赂的信息。
爆料者自称是三一重工的前员工：“我曾是三一重工的一名员工，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行贿改变世界，先送钱，后做事。”随后，该爆料者附上的是“有图有真相”的四份影印文件：《关于核销天山股份（000877，股吧）屯河水泥业务费的报告》（三一重工泵送新疆分公司【BG20100608】）、《关于申请天山神州业务费的紧急报告》（三一重工泵送新疆分公司【BG20100707】）、《关于紧急拨付库尔勒天山神州公司客服费的报告》（三一重工泵送新疆分公司【BG20100715】）、《2011年中字头及水泥行业客户春节公关费汇总表》。这些文件的影印件合计19张，皆为三一重工涉嫌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的商业贿赂（俗称“给回扣”），并且有三一重工相关高管的亲笔批示及签名，其中就包括梁稳根的儿子梁在中的签字。
相关文件详细揭示了混凝土机械销售领域的商业潜规则，比如在一份文件中，报告人、时任三一重工新疆分公司泵送营销经理的向孟斌提及：“天山股份？？？？2010年要采购2座180站，6台泵车。现与竞争对手竞争非常强烈！请求总公司在近两天内尽快拨付业务费15万元，如拨付晚了，将丧失先机！”
《2011年中字头及水泥行业客户春节公关费汇总表》提及：“分公司/经销商总计申报客户318家、470人，申报金额1385.5万元，初审应付款502万元，其中中字头客户386万元，水泥企业客户116万元。”
就在该系列影印文件曝光的第二天，向文波在微博上回应称：“网上公布的所谓天山公司事件，经与已经离司的周小明（注：三一重工混凝土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核实，纯属造谣。”而对于春节公关费一事，向文波则没有否认：“网上公布的春季公关费用为初审表，实际执行费用在一百万左右，对于一家年销售额400多亿元的上市公司而言过于小气，现丑了，对不起客户。”这条回应的微博数小时后被向文波自行删除。
三一重工将此“行贿门”事件归咎于竞争对手以“三一内部员工”名义进行的蓄意抹黑，意在狙击三一重工的H股IPO。因为此事件导致了保荐人等上市中介机构，重新审查三一重工业务往来的原始凭证，延缓了其上市进程。等到2011年9月5日三一重工发布H股招股文件时，欧债危机影响下的香港资本市场市况不佳，其H股上市随即流产。2012年，市场数次传言三一重工重启H股IPO，但至今无果。
今天来看，此次H股上市的流产，对三一重工的业务发展及其与中联竞争格局的影响相当深远，向文波亦曾表示：“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事件之后，三一重工对外宣称，经其向长沙警方报案，查明该系列影印件为“伪造”，并且在中纪委的干涉下，由湖南省纪委进一步彻查案件，最终查出“行贿门”事件系中联重科唆使其三名员工所为。
“行贿门”事件的曝光，难免令外界感觉出某种“潜伏”的意味。影印件主要从三一重工新疆分公司流出，而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表示，这些文件曝光的时间点，正是梁稳根的儿子梁在中出任新疆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另一说为梁在中当时是三一集团副总裁、财务总监），“梁在中当时在管新疆公司，这是给他栽赃的”。
三一重工方面进一步指控称，湖南省纪委调查此案的负责人系中联重科某高管家属，在三一方面提出异议后，该负责人仍未回避，而且涉案的中联重科三名员工中一人在逃，而所抓捕的两名员工数日后也被释放。
对于三一重工的公开指控是否属实，《新财富》记者向中联重科品牌宣传部部长刘小平求证，但始终未得到回应。
第三回合：商业无间道
如果说“行贿门”事件折射出某一方的“潜伏”行为，那么新近曝光的“间谍门”事件则升级至互为“无间道”之层面。
2012年11月13日，一份题为《三一重工三爆商业间谍案》的网文被贴出，随后即被各类网站广泛转载。该帖称，其内容“摘抄于中联重科内部OA系统公告”，其开头文字也看似符合内部公示文字的特征：“2009年10月、2011年6月、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相继三爆针对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商业间谍案，致使我司无端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与股东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切实增强全公司员工的保密意识，现将这三起案件的实情作为内部保密教育的资料如实地通报给大家，希望大家从中汲取保密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份文件是否来自中联，其何以被“无意间”泄露到公众互联网，尚不得而知，但在洋洋洒洒近万字的正文中，其以三个详尽的案例指控三一重工对中联重科实施的非法商业间谍行为，其中所描述的细节翔实、人名确凿，其中部分人员及所涉案情亦已被公安机关证实，案件处于审理中。现将此三案例概括引用之。
案例一：三一重工设立咨询公司，窃取中联重科等同行的商业秘密。
2007年11月，三一重工营销本部市场部拟就《关于成立管理咨询公司的商业计划书》，其中写道：“可借此平台，正当获取竞争伙伴信息，为市场调研人员提供身份掩护，方便搜集有价值的同行企业内部信息，供集团高层决策参考。”
2009年5月23日，三一重工中层管理者龙居才呈报了《关于咨询公司筹备工作的请示》，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于5月26日批示同意，并提议“公司的法人代表由与三一重工不相关的人员担任”，同时请总裁向文波圈定了“新洛普国际”的名称。
新洛普咨询公司的龙居才、文成、杨树岩、梅德鹏、郑双乐、李新建都是三一重工市场信息科的在职员工。市场信息科科长龙居才是新洛普咨询公司的直接负责人，经营计划总部市场监控部部长胡大成是新洛普咨询公司的具体指挥者，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是新洛普咨询公司的主管领导。从公安部门截获的大量有关新洛普咨询公司的费用审批显示，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亲自批钱，为新洛普咨询公司购买纽扣型无线针孔摄像机等窃听窃照器材、办公桌等。
新洛普咨询公司文成许诺每月5000元，要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员工张俊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掌握的中联重科商业秘密窃取给三一重工，并向张俊传授了秘密拍照等犯罪方法。
新洛普咨询公司的杨树岩许诺每月给22000元，利诱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分公司市场部副部长罗帅。罗帅收受杨树岩20多万元的贿赂后，出卖了大量中联重科的商业秘密。
新洛普咨询公司郑双乐假冒上海某证券公司的李军，利诱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分公司职员刘少慧。因收受了郑双乐29800元的商业贿赂，刘少慧利用职务之便，连续3个月出卖了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的核心商业秘密。
2009年8月21日，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罪名，查封了新洛普咨询公司，并刑事拘留了文成。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7月底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封止，三一重工以各种非法手段，获取了同行企业的商业秘密1296份。其中，非法获取了中联重科的商业秘密文件558份，国内外其他33家同行企业的商业秘密文件738份。
案例二：三一重工雇佣黑客，从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商业秘密。
2011年6月8日至27日，中联重科办公自动化（OA）系统频遭黑客攻击，大量商业秘密被窃。经清点，黑客至少盗走10889个word与excel文件，其总容量高达965M。
因被泄密的资料中涉及国家秘密，2011年6月28日，中联重科向湖南省国家安全厅作了汇报，该厅于7月4日追踪到了黑客最有可能的来源地址，并在经过内查外调后，于8月12日确认：黑客是来自黑客组织 “北洋贱队”的齐某。
后经长沙市公安局侦查得知：2011年5月，三一重工市场信息科科长杨树岩，以每月10万元的价格，雇佣北京某信息公司的情报部经理韩某某，要其用非常规的手段，搜集中联重科的商业情报。韩某某便通过业内同行付某某中介，以每月4至10万元的价格转雇“北洋贱队”的苗某某。苗某某便组织下属黑客齐某实施，并以每月1万元的佣金酬劳齐某。齐某经多次攻击，入侵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了大量商业秘密后，逆序呈交给了三一重工杨树岩。
案例三：三一重工在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
三一重工从湖南农业大学等院校的毕业生中物色情报人员，培训其从事商业间谍活动。
2012年5月9日至10月13日，三一重工员工黄镜明通过中联重科员工甘翰宇（两人系同学关系），采用技术手段获取中联重科安装在湖南汉寿工业园的混凝土机械服务管理系统登录权限，登录200多次，查询中联重科设备档案数万次，并将销售数据以及客户信息等发送给三一重工经营计划总部市场部副部长刘兵；2012年2月至9月，三一重工安林等人多次要求已入职中联重科的校友王上华等人提供中联重科商业秘密。
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人员黄镜明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
针对上述网帖，三一重工品牌宣传部部长陈志婷对外回应：“公司已经注意到了网上的这个帖子，这是有人在恶意攻击、抹黑三一，我们也在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直到半个月之后的2012年11月29日，三一重工借着“迁都”的由头，通过《三一恨别长沙》一文进行了些许回应。
对于前文“案例一”所描述的状况，三一方面认为是中联重科小题大作，将企业间普遍存在的经营信息收集活动上升为间谍活动。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说道：“我们中了中联的圈套，这个故事搞得像无间道一样。”依据梁林河的描述，是三一重工市场部一位副部长建议他在外部单独设立信息搜集公司，以便撇开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该下属还建议购买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三一方面质疑道，何以设备购回的第二天警方就展开搜捕查封？
三一方面进一步指称，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市场部副部长竟拥有中联重科的集体户口（言外之意，这位副部长是中联重科派来的卧底）。“我买东西签字的手续都在中联手上。后来我们得知被抓的人事后还去了中联任职。”梁林河说。
但这位扮演“卧底”角色的副部长姓甚名谁，三一方面并未披露。
此外，《三一恨别长沙》一文中，梁稳根等人还对竞争对手进行了大量或明或暗的指控。
明确指向中联重科的包括：2011年4月，中联重科一手炮制三一重工“行贿门”事件，令其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2012年7月，三一一名司机前往机场接待来访客户，发现一名中联重科的员工混迹其中；2012年8月，湖南省统计局某处长莫名要求进驻三一调查公司经营统计数据，并要求三一解释统计方式，而该处长的子女在中联重科担任高管职务。
暗指竞争对手所为的包括：2008年8月，有人密谋在长沙市某邮局一次发出800多封匿名信，向政府、银行、券商、行业组织、客户等虚构事件诋毁三一；2012年3月6日，梁在中的助理在国际邮局代梁在中领取邮包时，遭到3名自称是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缉拿（误以为是梁本人），以其涉嫌走私为由将其带回海关审讯，并安排大量媒体记者全程拍照，目的在于“搞臭”三一；2010年7月2日，梁在中在前往三一宁乡产业园的路上险遭歹徒绑架，在抓捕过程中主犯又蹊跷自杀。
相较于中联重科披露的三一重工系列“间谍案”中的真名实姓以及翔实的细节，三一方面所提及的一系列指控没有一项点出了相关当事人的真名实姓，其真实度似乎要大打折扣。《新财富》记者向三一重工求证是否有详细的材料证据，三一重工品牌宣传部长陈志婷表示，她手上没有书面材料，都是梁稳根等领导口述给某媒体记者的。
针对提出种种指控的《恨别》一文，2012年11月29日晚22:11，中联重科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简短的“严正声明”，指“该媒体在没有进行基本调查的情况下，以专访三一集团梁稳根、向文波、袁金华、梁林河等高管人员的形式，对中联重科进行了大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虚假不实的报道”，并表示“保留对上述恶意中伤者法律追诉的权利”。但对报道中涉及的与其有关的细节，中联重科则未做具体回应与澄清。
在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内刊上，中联以《告全体员工书》的形式对自己的不回应作出解释：“近期，有人借‘搬迁’恶意中伤中联重科，以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手段误导舆论，把公司推向了风口浪尖。公司和全体员工正为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中联重科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指责和控诉是否属实，也都在期待公司的回应。但事发之后，公司只发了一纸声明。因为我们要顾全大局，保持理性、忍让、包容，因为我们不希望升级‘口水战’，我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正本清源。”贴身肉搏
无论是“行贿门”还是“间谍案”的爆发，让外界看到的是一对同城冤家无规则、无底线的相互倾轧。台面上大打口水战，桌子底下则相互“使阴招”，其背后是两家行业巨头白热化竞争的折射。拨开表象细究财报，三一与中联在行业整体趋淡背景下的“贴身肉搏”之景象一览无余。
行业风云变幻，力量对比改写
“潮水退去之后才知谁在裸泳”，这句话用来形容当前的机械行业以及三一、中联两家的竞争关系，似乎分外贴切。作为国务院4万亿刺激计划的重要受益行业之一，工程机械行业在2009-2010年经历了一轮超常规增长。而在4万亿计划消退之后，全国GDP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下滑，从最高峰超过12%跌落至7.4%，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也逐步降温。
受宏观环境影响，国内机械行业收入增速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迅速下降，这无疑影响到三一与中联这对对手的竞争格局。横向对比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2011年以来各季度的销售情况：两家企业各季度的销售额增速同比都在持续下跌，但是三一重工增速下滑的幅度明显大于中联重科；到2012年第三季度，三一重工的当季销售额甚至较前一年同期下跌18.29%，而中联重科却同比增长10.27%；从绝对数额来看，中联重科已经连续两个季度销售额超越了三一重工，2012年第三季度，中联重科录得99.89亿元，而三一重工为89.39亿元，低于前者10亿元（图3）。
此外，对比同占两家公司收入半壁江山的业务板块—混凝土机械的营收，中联重科2012年上半年为169亿元，也是直逼三一重工的171亿元，而在2011年，二者的差距还有48亿元之巨。按此趋势，中联重科2012年全年无论是总营收还是混凝土机械的单项营收，全面超越三一重工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三一重工坐了多年的混凝土机械头把交椅，眼看着就要被中联重科拉下马了，梁稳根的焦虑可以想见。
在行业下行趋势下，中联重科能够实现“弯道超车”，与其在行业巅峰期完成融资充实现金储备是分不开的。中联重科在2010年通过A股增发以及H股IPO完成180亿元融资之后，获得了强大的现金储备，而三一重工300亿港元H股融资的流产，使得其在面对中联重科时处于守势。也正是在2010年，二者各自的资产负债率相互发生逆转，中联重科的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而三一重工的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图4）。显然，三一重工的资金压力要强于中联重科，其只能通过大规模借债来应对。融资未果的影响如此重要，可以想象，三一上下对“行贿门”事件难以释怀。
争相粉饰报表的玄机
在竞争陷入胶着状态之时，双方的行动也呈现出亦步亦趋的特征。这其中，双方先后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就显得相当微妙。
就销售模式而言，机械行业类似于房地产行业，工程机械产品因为单价较高、使用时间较长，生产企业都会提供分期付款、按揭贷款、融资租赁三种信用销售形式供客户选择。但与房地产销售的区别之处在于，机械行业的按揭时间基本不超过4年，而且由于机械产品是贬值产品且不便于快速变现，因而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会要求销售企业对买家的按揭进行“ 兜底”—如果买家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的话，企业必须替其偿还贷款，再由企业自行去向客户追讨债务。
在市场向好时期，信用销售不仅能扩大营收，生产企业及其关联方还能获得额外的利息收入，但同时也需承担下游客户违约的风险。近年，面对市场萎缩的需求和激烈的竞争，不少企业都竞相降低信用销售门槛，由此造成大量应收账款在账上堆积。2012年前三季度，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应收账款分别比年初增加了83%和69%，占营收的比重达到50.8%和50.3%。
在对应收账款的处理上，两家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改变坏账计提策略的方式减少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2年3月26日，中联重科发布公告，宣布调整其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新比例从2011年10月开始执行。随后的2012年10月20日，三一重工也公告调整其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并且从2012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
比较两家企业调整前后的坏账计提比例，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将两年以下的应收款项计提比例降低了，而将4年以上的应收款计提比例提高了（表1）。表面看，有增有减整体合理，但实际上，企业的应收款绝大部分都是账龄两年以下的，将该部分的计提比例降低实际上会整体降低坏账计提数额，这就变相地增加了企业净利润，达到粉饰报表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两家企业调整之后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得一模一样。三一重工直陈其调整的理由之一是“便于投资者进行价值评估与比较分析”，言外之意是，你中联重科通过调整会计政策来粉饰报表，我也不甘落后，口径一样、粉饰程度一样，便于大家对比。一对冤家在这种细节上都不忘相互较劲，双方“贴身肉搏”可见一斑。
由于中联重科的坏账计提新政策在2012年上半年就已经先行实施，而三一重工要到下半年才开始正式实施，中联重科在上半年的净利润计算上相较于三一重工就“占了一点便宜”。据测算，中联重科2012年上半年的应收款账面余额合计为338.43亿元，根据旧的计提政策应该计提坏账11.82亿元，而根据新的计提政策仅须计提5.43亿元，少计提了6.39亿元（表2）。这6.39亿元便进入了中联重科的利润表，增厚了其净利润。根据双方报表，中联重科上半年的净利润为57.49亿元，三一重工的净利润为54.33亿元，如果中联重科刨除“粉饰报表”所增加的6.39亿元，其净利润则低于三一重工。
由此可见，细微的差异之间，皆体现出双方的较劲。
激进销售之下，谁在裸泳？
2012年以来，三一重工一直在公开层面抨击中联重科，称其挟着获得巨额融资之后的现金储备优势，采取“零首付”的激进销售政策，抢占客户蚕食市场份额，这种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但相关分析数据显示，反而是三一重工的销售政策更加激进一些。
要考察机械企业的销售政策是否激进，须从两个方面去考量：企业本身的“应收账款”数额（代表客户直接欠企业的钱）以及“客户按揭贷款”数额（代表客户所欠银行的钱，同时也是间接的、潜在的欠企业的钱）。就整体而言，如果这两个数额越高，意味着客户购买产品时当即需要支付的现金越低（余款要么欠企业的，要么欠银行的），进而意味着企业采取信用销售的比例越高、销售政策越激进。
横向对比近5年来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信用销售余款（应收账款+客户按揭贷款）的情况，后者的数额大大高于前者（图5）。就应收账款而言，三一重工历年皆低于中联重科，恰恰在2012年上半年，三一重工的应收账款余额（229亿元）超越了中联重科（192亿元）。就客户按揭贷款而言，三一重工更是大幅度高于中联重科，2011年之后甚至有加剧的趋势。
目前，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信用销售余额分别为591亿元、336亿元（前者大大高于后者），该等数额可视作其各自因过去4年的产品销售而产生，两家企业近3年半的累计销售额分别为1330亿元、1284亿元（基本接近）。据此计算，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近3年半的信用销售比例分别为44.47%及26.14%，显然三一重工的销售更加激进。
从销售回款情况来看，近两年三一重工各季度的销售回款力度要强于中联重科（图6）。2011年，三一重工现金回款占销售收入比为103.53%（包含对往年应收账款的催收），中联重科销售回款比例为97.59%；2012年前三季度，三一重工的销售回款比例为97.13%，而中联重科为91.13%。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第三季度，三一重工的现金回款额为其同期销售额的161%，大大高于中联重科的115%，这说明三一重工在资金压力下，加大了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
综合而言，三一重工2012年以来的经营状况要弱于中联重科，并且下半年之后被中联重科赶超的趋势明显。在三一重工采取激进销售政策的情况下，其营收尚只能略微高于中联重科，如果中联重科采取同等激进的手法，或许要更多蚕食三一重工的市场份额。二者强弱在股价上也有体现，中联重科整体走势强于大盘，而三一重工整体走势弱于大盘（图7）。
潮水退去之后，究竟谁在裸泳呢？
政商纠葛
三一、中联这两家同城对手的“贴身肉搏”式竞争中，还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政商因素，特别是两家企业一家是民营企业，一家是国有控股企业。
2012年2月29日，梁稳根在三一集团经营报告会上感叹道：“中国企业家要成就一个世界级企业要比美国、欧洲难得多。首先，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其次，要面临很不规范的恶性竞争，这跟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制还不健全有关系。”
梁稳根所说的人际关系，相信也包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由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支配性地位，中国经济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向来被认为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国当前商业环境下，政商关系也常常是决定一家企业在资源分配中话语权的大小乃至其能否做大、持久的关键因素。这当中的尺寸拿捏，绝对考验着每一位企业家的政治智慧。而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等政治荣誉，也为众多企业家所看重。作为湖南乃至全国首富的梁稳根也不例外。梁稳根是十七、十八大党代表，向文波则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种“双料代表”在全国民营企业中相当罕见。
与此同时，梁稳根也相当注重党建工作。目前，整个三一集团党员人数为5400余人，按梁稳根的说法，“党员占到三一集团员工总数的1/8”，可以说，三一是全国党员比例最高的民营企业。
梁稳根的表现，显然引起了官方的关注。2011年9月22日，各大新闻网站都出现一则颇具冲击力的新闻：梁稳根可能在十八大上入选中央候补委员甚至中央委员，如果当选，将成为中央委员会首个民营企业家委员。据透露，该消息的来源正是三一，其背景是梁稳根被全国工商联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并接受了中组部的考察。
事实上，在中共十七大上，红豆集团的周海江也曾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但是，梁以首富出仕的象征意味，令此事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并被外界解读为民营企业家靠近权力中心，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会否打开政商旋转门，也备受争议。
耐人寻味的是，当此之际，人民网（603000，股吧）财经频道于2011年9月23日至10月18日罕见地连发6篇质疑三一重工的报道，包括其财富得来不义、财务涉嫌造假、涉嫌海外避税、产品故障不断等等。而一年以后，于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梁稳根并未入选中央委员会。
尽管梁稳根在政治上未能更进一步，但在中国当今以GDP考核地方政府的体制下，三一重工作为本地利税大户，在建立工业园、获取银行贷款、税收优惠等方面亦获得了政府的不少支持。只不过相比之下，中联重科先天拥有更多的政府资源，毕竟其从设立之日起就是“根正苗红”的国有企业。作为湖南省国资委的“亲儿子”，能得到某些政策倾斜也不令人意外。
与此同时，也有媒体指称，詹纯新的父亲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詹顺初，岳父则为湖南省原省委副书记万达。之后，中联重科原董秘李建达对外确认了这个事实：“这两个情况确实属实，先天条件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
中联重科在政府资源优势上最典型的一个事例便是，作为国内重要的汽车起重机生产商的湖南省级国有企业—浦沅集团，被整体划拨给中联重科的大股东长沙建机院。之后浦沅集团的核心资产陆续注入到中联重科体内，起重机产品因此而成为了中联重科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年销售额超百亿。此外，中联重科的做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系列收购行为，而其在收购国内特别是省内其他一些国有机械企业的过程中，也获得政府的“特殊照顾”，而三一重工在国内对同行的并购中则鲜有成功案例。
不过，随着中联重科改制的不断深入，其政商关系也日趋复杂而微妙。中联重科的改制初步成功，使得其当家人詹纯新为代表的管理层与其引进的财务投资人弘毅投资，合计的持股量超越第一大股东湖南省国资委，中联重科的国有色彩逐步淡化。梁稳根等三一高层认为，正是中联重科改制之后，管理层实现了对公司的MBO，激发了管理层的干劲，但同时也激化了双方之间的非理性竞争。
其实，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对于湖南省这两家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省政府一直在试图做到“一碗水端平”。2011年8月30日，湖南省政府召开机械行业座谈会，湖南省省长徐守盛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在该座谈会上，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31家企业共同签署了带有自律性质的《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公约》。可是，仅仅过去一年，两大巨头就将该公约撕毁了。
来源：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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