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长沙一本地媒体曝出三一集团“迁都”的消息。此前一天的集团公司早餐会上，董事长梁稳根突然宣布将三一集团总部迁往北京，集团总裁办、重工总裁办在内的多个核心部门，和包括30多名副总以上高管在内的1000余员工将在两个月内完成搬迁。消息很快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但迟迟没有政府及公司层面的证实，直到11月30日三一重工方面登出“澄清公告”，才知三一确已动议“迁都”，只是工作仍处“计划阶段”。
三一总部要乔迁了，我忽然想起“乔迁”一词的来历。《诗经》有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意思是有人在山谷里伐木，惊扰了树上的鸟儿，鸟儿飞离山谷，迁移到更加高大的树木上去了。
鸟儿乔迁是受不了伐木者的惊扰或破坏。三一乔迁的原因呢？多少有几分相似，上述“澄清公告”给出的答案是规避恶性竞争，推动国际化进程。但我有点不明白，像三一这样大个头的企业，规避恶性竞争也好，推动国际化也好，难道非得选择“迁都”吗？
竞争倘不被冠以“恶性”，则是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动力。三一和中联这对同城兄弟，通过20年的比拼，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逐渐缩小与国际巨头的差距，甚至超越“老师”，将CIFA、大象这样的国际品牌揽入怀中，双双进入全球工程机械前十强。同时在成本和服务方面也暗暗较劲，从而使得自身在全球企业的地位不断巩固，成为湖南装备制造业两张响当当的国际名片。可以说是竞争造就了双方的成功。
然而，竞争难免有过头的时候。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一和中联分别将自己耿耿于怀，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通过两篇分别长达9000多字的稿件吐露出来。前一篇从中联内网流出的保密教育材料详细记录了三一针对中联的三起间谍案；后一篇则是《环球企业家》记者岳淼以梁稳根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示出三一这些年遭受竞争对手无情打压的事实。
《环球企业家》的稿子一挂网，立即得到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的微博转载，看来是能够代表三一的立场和观点的。尽管双方吐露的东西均未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证实，企业之间也互不认账，但字里行间浓烈的火药味道和战争风云，足可判断双方步入了恶性竞争的误区。
我一直以为，恶性竞争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产物，是某些产业走向成熟必经的炼狱。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各市场主体往往只懂竞争不懂合作，一旦走向成熟，便会步入竞合状态。过去家电业烽火连天的战斗，还有一样是同城冤家的蒙牛与伊利，华为与中兴，几十年的明争暗斗强壮了争斗双方各自的体格。中兴董事长侯为贵表示，20多年来，我们跟华为一直在战斗，这种战斗总体上利大于弊。
遭遇恶性竞争而选择“迁都”的，在中国不算长的企业史上并不多见，三一也大可不必。如何使企业免受恶性竞争的祸害？答案其实就在三一“澄清公告”里面的“规避”两字。首先是“规”。就是政府和社会层面抓紧制订并推行公平竞争的规则，使法制湖南建设真正落到实处。省里也好，市里也好，过去一直都把中联和三一当“亲儿子”看待。我就亲耳听一位省领导说这两家企业一个是他的左脸，一个是他的右脸。既然是亲儿子和自己的“脸面”，自然没有不倍加爱护的道理。企业之间做出些出格甚至触犯法规的事，往往也会在可控的范围内从轻处置。但历史的经验却告诫我们，只有提高违法犯规的成本才能有效制止违法犯规。从湖南目前的情况看，建立健全行业自律体系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但改善法律环境是可以在短期内做到并收到效果的。其次是“避”。当然不是逃避，而是通过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避免恶性竞争。就是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供应链等方面不断突出自己的特色，使之成为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这就是那句名言说的，最好的竞争策略是寻找没有竞争的地方。企业家不要太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不要把目光盯住竞争对手不放。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登上高山，看山下的人们打仗，就好像看蚂蚁打架。站得高了，胸怀宽了，方能引领企业走向更高的境界。
三一“迁都”的另一个理由是推动国际化进程。北京是首都，相对长沙更加国际化，且汇集了更多企业发展的要素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非得迁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三一才能更加国际化呢？我看也未必。卡特彼勒够国际化吧，全球工程机械老大，2011年营收357亿美元，且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本土以外，生产基地和供应商遍布世界各地。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总部却始终扎根于美国中北部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做皮奥里亚的小镇。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够国际化吧，除德国本土的大众汽车公司和奥迪公司外，还在全球18个国家设有45家制造厂，全球雇员26万多，拥有包括奥迪、宾利在内的十多个世界级品牌，其集团总部既不在柏林，也不在慕尼黑，而在德国中北部的三线城市沃尔夫斯堡。另外沃尔玛的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小镇本顿维尔，埃克森美孚的总部在得克萨斯州小镇埃文，不一而足，是否把总部设在一线中心城市，好像并不是这些全球性公司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就在一线城市大打“总部经济”牌，依靠特殊政策以及要素资源和区位优势，吸引一家又一家企业将总部迁入的时候，一种将总部迁出核心城市的“倒流”现象同样值得关注。远大空调的总部从北京迁回长沙，杉杉集团总部从上海迁回宁波。前不久从日本考察归来的朋友甚至告诉我，丰田公司也准备将总部从东京迁回名古屋。
这些企业总部迁走又迁回的原因，最重要的一条是适应不了“身”“首”异处的生存状态。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客观上使企业“身”“首”分离成为可能，但作为“首”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长期分开，必然增加管理的成本和难度。且不说总部建设的花费，总部在大都市运行高昂的商务成本，基层经理们为了工作经常往返于遥远的总部与生产基地之间，以及高管往返于生产基地与总部之间，都将增加生产和管理成本，甚至降低效率，最终影响竞争力。据三一的《澄清公告》，三一集团总部搬迁北京后，泵送事业部和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其中泵送事业部是公司最大的事业部，收入占整个公司收入的一半以上。客观上湖南仍然是三一集团的生产主体，“迁都”必然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总之，“迁都”绝非异地建设或租借一栋办公楼，把办公设备搬进去那么简单，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可以使企业得到长远发展，也能让企业陷入危局。
三一集团是拥有一批优秀企业家及管理团队的企业，加上上市公司的科学决策机制，相信三一在“迁都”问题上一定会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确抉择。
来源：中国工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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