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战略亟待创新
首先，制定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开放战略，实现国际经济秩序中角色转换，改变在国际经济竞争和规则制定中的被动者和跟随者形象。
“尽管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不大，话语权有限。”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认为，在世贸组织框架基础上，多边贸易规则将会重新制定。“在区域贸易中，越来越推行美国式的高标准，我们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与100多个国家签署的是准入之后的国民待遇，但是准入之前的并购、资产扩大等国民待遇，过去没有提。现在美国等要求国际资本在中国准入之前，就享受国民待遇，我们的现有制度需要有所调整。”
“我国在自贸区建设中积极吸收并参与形成国际经贸新规则，减少了贸易摩擦，实现了互利共赢，也促进了国内相关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认为，其中经验值得借鉴。
其次，破除政策制度障碍，创造有利条件，制定实施统筹高效的开放战略。
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的新开放政策下实行好国民待遇，成为中国企业的共同愿望。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中兴通讯副总裁赵云等人感慨道，企业在国内市场招标中受到比外企“低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少见。“中国应像韩国、日本那样制定培育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政策，并首先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给以实际支持。”
一些企业还反映，对外投资审批的环节较多。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本刊记者反映，一项超过3000万美元的投资至少要经过四个部门的审批，前后超过两个月，一项重大收购往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而澳大利亚对于跨国收购只需专设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通过即可，并且时限一个月。
最后，深化全方位开放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等专家学者近期完成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开放度指数综合来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很大空间需要跨越。目前我国资本和人员往来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传统的出入境管理方法显得落后。我国经济领域还有一些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解决的“门槛性”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消除国际贸易壁垒、资本流动管制等。
部分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建议，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开放重点应放在继续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上，同时也要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为下一步深化和扩大人员对外往来营造环境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则受制于整体政策和法规，期待给予更大的探索权限和政策灵活性。
自由贸易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性平台。与十年前相比，我国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先后签署并实施了10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已达1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盟10国、新西兰、智利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与这些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已涵盖我国外贸总额的24%。在我国建设的大多数自贸区中，对90%以上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赢得了自贸伙伴对我国高水平的市场开放。
一些接受采访的党政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建议，要抓住机遇增创以下三大优势：
其一，增创市场优势。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等认为，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要充分发挥和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东部地区具有投资环境良好、消费市场强大、产业格局优化等条件，形成了成熟而纵深的投资和发展优势。据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介绍，东莞市今年引资结构呈现出大项目多、现有企业增资多、投向现代产业项目多的局面，已签重点外资项目投资近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7%。中西部地区则利用土地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及产业转移等有利条件，增创市场投资的空间优势，一期投资70亿美元的韩国三星项目落户西安，表明中西部正成为外资投资新高地。
其二，增创中国制造优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区域布局的展开，长三角、珠三角等传统制造业基地出现了低端产能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劳动密集和技术、资金密集型并重，加工制造业层级逐步提升。据商务部统计，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产业，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占比分别提高到2011年的78.1%和50.5%。
其三，增创港澳的开放桥头堡优势。北京大学（深圳）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总规划师顾正江等专家认为，港澳地区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可在两方面发挥重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一是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发挥承接和引领作用，重点发挥港澳在金融、现代物流、信息、科研、设计创意、高端商务会展、服务外包和中介服务等领域的优势，积极发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大新区平台作用，全面提升我国服务贸易水平;二是重点探索扩大和深入民生领域对外交流的广度与力度，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跟内地共享资源，加强合作探索。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告诉本刊记者，到2015年基本实现内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广东已组织编制了推动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划纲要》及《行动计划》，围绕金融商贸、专业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和科技文化服务等重点领域合作提出了81项具体措施。据了解，目前向香港、澳门开放的服务领域达149个部门，部分关键核心服务领域率先在广东、上海、江苏、福建等东部地区实施开放试点。
开放战略亟待创新
首先，制定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开放战略，实现国际经济秩序中角色转换，改变在国际经济竞争和规则制定中的被动者和跟随者形象。
“尽管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不大，话语权有限。”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认为，在世贸组织框架基础上，多边贸易规则将会重新制定。“在区域贸易中，越来越推行美国式的高标准，我们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与100多个国家签署的是准入之后的国民待遇，但是准入之前的并购、资产扩大等国民待遇，过去没有提。现在美国等要求国际资本在中国准入之前，就享受国民待遇，我们的现有制度需要有所调整。”
“我国在自贸区建设中积极吸收并参与形成国际经贸新规则，减少了贸易摩擦，实现了互利共赢，也促进了国内相关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认为，其中经验值得借鉴。
其次，破除政策制度障碍，创造有利条件，制定实施统筹高效的开放战略。
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的新开放政策下实行好国民待遇，成为中国企业的共同愿望。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中兴通讯副总裁赵云等人感慨道，企业在国内市场招标中受到比外企“低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少见。“中国应像韩国、日本那样制定培育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政策，并首先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给以实际支持。”
一些企业还反映，对外投资审批的环节较多。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本刊记者反映，一项超过3000万美元的投资至少要经过四个部门的审批，前后超过两个月，一项重大收购往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而澳大利亚对于跨国收购只需专设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通过即可，并且时限一个月。
最后，深化全方位开放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等专家学者近期完成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开放度指数综合来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很大空间需要跨越。目前我国资本和人员往来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传统的出入境管理方法显得落后。我国经济领域还有一些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解决的“门槛性”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消除国际贸易壁垒、资本流动管制等。
部分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建议，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开放重点应放在继续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上，同时也要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为下一步深化和扩大人员对外往来营造环境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则受制于整体政策和法规，期待给予更大的探索权限和政策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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